潘毅：面对严峻的劳资矛盾，中国工人不断反抗，也日渐意识到，假如没有自己的组织，就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个小小的制造业工厂的工人维权事件，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多的工人和大学生支持？一个依法组建工会的要求竟然导致国家安全部门一系列的拘捕和打压行为，这可说是近年来少见的现象。在7月27日对30名工人的抓捕，8月24日对近50大学生、工友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暴力清场之后，11月9日晚，十余位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佳士声援团成员和相关人士疑遭暴力绑架、拘捕或失踪，随后，11月11日下午，武汉又发生了佳士声援团另外三位成员被绑架事件。此次打压，横跨多个地区，主要针对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其中包括北大等多校毕业生、社区服务社工和社区工会工作人员，至今下落不明。中国政府企图一网打尽佳士声援团成员。佳士事件发展到现在，已经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反响和国际关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下的中国

佳士工人的抗争以及后续的声援，有着必然性。从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和中国工人发展的趋势来看，工人们提出超越经济的政治性诉求——即组建工会——是必然的。这标志着中国工人已经从“自在”逐步走向“自为”，工人的维权意识不断在锻炼中培养出来。

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彻底地改变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工人的性质完全不同，今天的新工人，是以农民工和国企下岗职工为主体的。这一阶级包括2.8亿的农民工和几千万的国企下岗职工，他们在各行各业工作，形成了新的劳动主体。如今，重新面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分化，奋起挑战和改变新局面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新工人身上了，这必将重塑未来的新工人与社会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黄金时代因为始于七十年代的一系列经济危机而终结。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以“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加速发展，其目的是为了化解生产和流通领域内资本积累的危机，而这一危机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了资本的矛盾中。生产过剩、利率下降和技术创新，这些因素一方面导致了资本从制造业流向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另一方面却又导致了资本在制造业的不断集中，比如电子业和汽车业。在不断变化的制造业部门，我们发现品牌创立、设计、技术创新与工厂生产已经脱钩。在跨国资本和世界著名品牌的垄断下，这种脱钩魔术般地通过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而重新连接了起来。

当代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导致了劳资关系的快速重构。中国的阶级关系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并在不断加深的劳动矛盾和不断爆发的劳动行动中表现出来。对于中国工人来说，不管是私企、外企还是国企的工人，多年来的权益不受保障，超时工作、拖欠工资、工伤和职业病频发，由于工会不作为，他们只有通过示威索要养老金、通过堵住公路追讨拖欠工资、通过集体行动抗议非法解雇的集体抗争。在很多情况下，集体行动不局限于某个车间，不受制于工人骨干的来源地、民族、性别和同辈关系，工人行动试图超越排他性的网络关系和纽带，在劳动对抗资本的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增强工人间的团结。有时工人们还会跨厂联合罢工，邀请同区的工人参加抗议和维权。佳士维权事件中，工业区其他工人看到佳士工人给警察殴打，跑出来声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工人的激进化是在劳资矛盾深化下的必然结果。

中美贸易战下的新工人

今天，中国的新工人正在面临近几十年来最大的挑战。中美贸易战已经开幕，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考虑要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税率从10%提高到25%；中国商务部随即推出反制措施，要对原产于美国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分4个等级加征5%到25%不等的关税。这一轮制裁和反制行动的打击面极广，从衣食住行、生活日用品到轻工业、机械制造，无所不包。中美贸易战战况亦随之全面升级。

中美贸易战到底会对中国企业和工人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的判断是，中美贸易战下劳资矛盾将加深。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国的制造业的制裁，对工人工资甚至工作将有所打击；另一方面是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加征关税背后对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影响。

所以美国制裁措施一出，中国的制造业无论高中低端，都会遭遇强烈冲击。然而近年来，中国已明显感受到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带来的压力，GDP（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低于7%业已成为“新常态”。资本大量流入房地产，导致诸多实体经济企业家公开抱怨高税率和高地价加重了生产成本负担。因此从2015年春节开始，在东莞、温州等制造业之都，大量工厂倒闭或停产，中国制造业出现2008年后最严重的一波倒闭潮。在「幸存」的企业中，中低端制造业会选择“出逃”到东南亚和非洲；外资高端制造业则回流发达国家。换言之，在美国发动贸易战前，中国制造业就已面临严重的空心化危机。美国制裁只是加剧了这一危机，压上最后一根稻草。

为了在倒闭潮中活下来，企业别无他法，只能开源节流，于是减少生产、大幅裁员、压缩员工待遇等节流措施成了企业自救的第一反应。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占制造业总成本的18%，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只是同期美国工人的五分之一，但制造业企业为削减成本，首先就对工人开刀。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降薪、裁员现象也将会长期持续，劳资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加深。

事实上，中国工人所承受的艰辛，远不止于此次中美贸易战的夹击。就算是在全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广东省，我们也遗憾地发现，劳动者并没有同步分享近年经济发展成果。2015至2017年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冻结，就是这一问题的突出表现。2015年5月1日，广东省政府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至每月1895人民币，随后连续两年都维持这一水平。然而广东省在2015和2016年的通胀率分别为1.5%和2.3%。与此同时，2015和2016年广东省GDP增长率分别为8%和7.5%。一面是工资冻结，一面是生活成本飞涨——在贸易战开打前，这种情况居然已在中国工人身上持续了两三年。

新工人的激进化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工人近年的不满和反抗。据网络统计，从2010年开始，中国每年罢工数量都会“翻一番”，其中一个多发区域即为珠三角。而珠三角的罢工又多与关厂和搬厂引发的劳资纠纷相关：无论是2013年的迪威信，还是2014年的哥士比，抑或是2015年的庆盛，这一系列罢工事件均源于工厂搬迁或自动化导致的员工安置问题。当工友要求资方依法赔偿和安置时，工厂却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悍然违法，不仅不依法赔偿，还威胁、拘捕和起诉工人代表，甚至导致罢工工友以跳楼自杀方式抗议。更令人痛心的是以上三宗罢工事件，分别以工厂用低于法定的标准赔偿和遣散工人、被解雇工人起诉工厂非法解雇却最终败诉、工厂起诉罢工工人并以低于法定标准的赔偿打发工人告终。而缺少话语权的工人，也难以将他们的遭遇转化为大众舆论热点，大多数人对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一无所知。

在社会主义时期，罢工权是受1975年和1978年《宪法》保护的。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为了对跨国资本敞开大门，在1982年及以后的宪法修改中，中国取消了罢工权。进入九十年代，不管是在沿海城市还是内陆地区，劳资冲突大量爆发。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如通过成立企业工会，对工人的不满进行回应。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政府领导开始支持工会扩大，支持更多的农民工参与到工会活动中来。从2000年开始，他们成为工会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一批人。

可惜的是，“摆设”是大多数工人对工会的评价。以富士康为例，在全球最大的“工会化”公司，工人跟全国2.8亿在辛苦工作的农民工一样，没有可靠的沟通渠道，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无法保护自己的权利，无法进行劳资谈判。工会缺乏有效的运作机制，缺乏制度性的支持，当工人遇到困难时，不会想到向传统工会求助，而是依靠自己的组织来进行反抗。佳士工人如余浚聪等人的可贵之处，是他们还坚持要在全总的指导之下组建工会，以合法的方式来支持工人的权益。今年5月，佳士员工向坪山区总工会反映公司存在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区总工会口头上表示可以组建工会解决问题，工人开始发展会员，自主筹建工会。不幸的是，资方迅速采取解雇工人的行动，让地方警察暴力赶走了建会工人。从这一刻起，工人所面对的形势就从厂内转向了厂外抗争。以往的工人行动中有对警察力量的挑战，但很多都是防御性的，而不是像佳士工人一样进取性地要求惩罚偏袒资方殴打工人的警察，这是一种工人觉悟的表示，工人抗争从纯粹的经济诉求逐步上升为带有政治性的抗争，也是运动得到大学生和社会热心人士支持的最主要原因。

总结

40年来的改革开放，既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缔造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新工人阶级。但是，以劳动亲手缔造了中国奇迹的农民工，不仅无法获得和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劳动收入，连根本的合法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面对严峻的劳资矛盾，中国工人从争取涨薪、改善福利待遇、追讨欠薪和工伤赔偿，到追缴“五险一金”、争取合理搬厂安置和赔偿等，不断地反抗着。但是中国工人也日渐意识到，假如没有自己的组织，就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佳士工人要求自主组建合法工会的行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工人意识逐渐觉醒的直观反映。

（注：作者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