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p大颇不太平，新旧马会就“谁是真马”吵得不可开交。其中，新马会由于有校方和马院背书，又掌握着强大的宣传动员能力，故姿态颇高，俨然正统。在他们看来，旧马会不过是些胸无点墨、只会搞事的粗鄙之人，“没学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知半解就发表意见”，似乎自己才是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人。但细读新马会的文章，通篇只见宋明理学、孔孟之道、陈腐的官话套话，却不见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任何叙述，不见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半点关注与分析。当新马会指责旧马会为工人维权是“闹事”“煽动”“利用”，他们已经全然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忘记了这位伟大的导师是如何剖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与资本增值的秘密的。

马克思承袭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入手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商品的价值尺度是什么？马克思认为，这个尺度必然包含两重性质：一是客观性，这样相对稳定的商品价值才能形成，市场秩序才不会因不同生产者不同的主观判断而陷入混乱；二是同质性，这样各式各样的商品才能够量化、互换，正如毫不相同的两个物品可以因为具有相同的重量而使天平平衡。而唯一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价值尺度，就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并非依靠单纯的头脑中的逻辑思辨就得出了这一结论，而是将理论建立在对经济现象大量分析观察的基础上——例如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国用织布机纺出的布匹的价格远低于殖民地人工纺织的产品，正是因为先进机器的使用大幅降低了必要劳动时间。

当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进一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纷乱复杂的经济生活时，资本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了。“钱生钱”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一种特殊商品的购买和使用，那就是劳动力。资本家以刚够维持工人基本生存的费用、亦即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费用将其买下，并将他们在雇佣期内生产的劳动产品据为己有，劳动力价值与劳动产品价值之差，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

为使剩余价值最大化，资本家常常会竭尽所能压低工资，并将劳动强度和时长提高到工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以北大为例，根据《2018年北大校园工人访谈全纪录》的调研结果，北大后勤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在2500～3000元之前，除去首都高昂的生活成本及寄回老家贴补家用的钱外所剩无几；在走访的不到三百名工友中，就有六人月工资低于北京市工资最低标准两千元；加班极其普遍，四成工人存在超长加班，22.3%的工人几乎无休，而能按照劳动法给足加班费的却不足一成。无论是洗碗间里，还是残食台旁，一双双重复着机械劳动的手仿佛不属于他们自身，而只是资本这台庞大机器的一个个齿轮，昼夜不停地转着，机器运转得越快，它们磨损得也就越快。周而复始的异化劳动中，他们不再是人格化的人，而是商品化的人；劳动不是自主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而是受奴役的、被生存这条隐形的皮鞭抽打着拼命向前爬的过程。他们本是物质财富最直接的创造者，却饱受贫穷之苦，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早饭是白水加馒头。更为可怕的是，贫困就像赫卡忒的魔咒一样难以打破：财富的垄断伴随着资源的垄断，底层工农的子女往往因为无法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上升机遇寥寥，大都与父辈一样，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奴隶，实现所谓的阶级再生产。</strong></b>

与经济上的贫困相伴而生的，是政治上的弱势与失语。陈宝剑校长前一天还言之凿凿地说“燕园三千工友的困难，我不吃饭不睡觉也要解决”，第二天便默许、放任维权的保安小哥被粗暴无理地挡在校门外。而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犯、试图走”法律途径“”正当程序“维权时，繁琐的程序、高昂的时间成本和诉讼费用，也足以让多数工友顾虑重重、望而却步。作为”中立第三方“、”阶级矛盾调和者“的公权力，及其制定的一系列法律、程序、制度，都已经失去了事实上的公正性；劳资博弈的天平，由于双方在经济、文化、舆论、组织能力等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已经倾斜到了资方的一边。正因如此，马小会大姐才会被逼无奈选择在学五门前举牌抗议，而所谓”按闹分配“的可笑指责，反映出的是对工人弱势处境的无知与冷感。与工人相对抗的不是资本家个人，而是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所以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停留于个体化叙事，不会停留于对某个工友的同情与帮助，而是致力于消灭贫困与剥削的根源、改变制度性的不公。

资本主义已向我们展示了如此荒诞的一面：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无时无刻不忍受着贫穷，而在贫穷的另一极是少数人的骄奢；社会的价值、言论貌似多元，但庞大底层却往往是隐形的、失语的，好不容易发出了些许声音，立刻又被红色的惊叹号捂住了嘴；法律和程序并不像朱斯提提亚一样蒙住双眼、绝对公平，资产阶级享有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使他们成为了”走程序“的受益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底层立场，并不是朴素的、浅薄的同情心，也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中二病，而是基于对现实批判性的剖析、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矛盾后的理性选择——与数量最庞大、受压迫最深的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使劳动者重获价值与尊严。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频频被扣上”激进“的帽子，一个又一个批评者跳出来，大声斥责我们搅得周围不得安宁。如果我们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去同情底层，我们当然可以只通过送手套、捐衣服等”温和“”无害“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关怀和善意；如果我们以救世主的心态去帮助工友，我们大可以出钱为他们租娱乐活动场地，而不必顶着重重压力为他们争取校园内的尊重与政治权力。可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工人不是个体化的存在而是阶级化的存在，工人不需要救世主的恩赐与圣徒的施舍，而应当在一次次捍卫权利的斗争中寻找自身的主体性，而不是“要么坐稳了奴隶，要么求做奴隶而不得”。

当鹿会指责马会为维护工友权利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是”将校园变得乌烟瘴气“的”闹剧“时，他们的头脑中可曾有半点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和原则？马克思主义最锐利、最富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就这样被他们庸俗地、恶意地曲解；他们甚至用一句”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轻飘飘地掩盖了工友们的苦难，否定了维权斗争的正当性。丧失了基本的工农立场，有何脸面自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以“家国情怀“著称的北大人来说，如果选择性地忽视了数以亿计的、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劳动者，不去关照他们的处境、倾听他们的声音，那么社会责任感与现实关切便会成为空谈；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认清了资本主义的残酷荒诞后，必然要与工人阶级紧紧携手，为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而战斗。

我们不会忘记，致丽大火中几十名年轻女工的生命如何成为了资本的祭品；我们不会忘记，六百万尘肺病人还在承受着难以呼吸的痛楚，在绝望中跪着入睡、等待死亡；我们不会忘记，珠三角地区每年数以十万记的断指仍在血书资本的罪恶。压迫不会因遮掩、粉饰而消失，只会因反抗、斗争而灭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应该走出狭小的书屋，直面冰冷的现实，将自己化为炬火，将黑夜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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