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文章：佳士运动的争论与反思
一、佳士运动失败了吗？
在佳士运动接连遭受挫折的今天，我们损失了一部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让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的运动在起点上就栽倒了。但是，在11·9抓捕事件和集体检讨运动的悲伤时刻，我们不能忘记运动同样是有成绩的。
反思运动是非常必要的了。反思不是居高临下地指责运动的不成熟与策略的不完善。一些左翼内部的批评声音不仅不是建设性的，甚至反而质疑运动本身的合理性，暴力镇压后，现在更是寒蝉般噤声。指责运动脱离了佳士工厂的普通工人，缺乏工人基础是最主要、也最严厉的批评声音，例如质疑工人积极分子不扎根工厂发展工人、运动在工厂外展开、学生取代工人成为抗争主体等等。这些声音不仅对运动中的积极工人和学生不公平，而且对于中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本身抱持着过于苛刻的要求与期待。
运动是有必然性的，这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形成、工人阶级与资本-国家联合体的对立决定的。一次运动却是有偶然性的。佳士工厂的几名工人在已经被资方遣散出厂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在大门外抗争；在积极工人和声援群众被捕后，左翼学生只能选择到当地政府抗议。运动的发展过程并不能预先被设计。在运动的现场，积极工人和声援学生做决定和动员的时间并不是无限的。工人代表和左翼声援学生只能在当时的情境下决定，是继续还是放弃运动？在这样的情境下，指责运动缺乏工人基础就是在指责他们发动了运动本身。
反思运动也不是单方面地指责运动中策略的疏漏。特别是在中国的工人运动经验还不丰富、积极分子和左翼学生整体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运动中的策略失误是在所难免的。可以做事后检讨与策略改善的地方有很多，例如运动中网络舆论的宣传、冲击警察局等过于激进的行动等都值得改善。我们尤其不应该忘记的是，检讨与策略的讨论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服务当下与未来的运动。回头看不是为了瞻前顾后、畏缩不前，而是为了再出发。
所以，运动的反思首要的问题是，怎样的反思有助于服务当下与未来的运动？当下左翼内很多批评的声音或许过于纠结运动中的种种细节，结果是反思走错了方向。在当下工人阶级的行动意识刚萌芽、运动在国家与资本的打击下总是羸弱的背景下，我们最应该反思的问题不是被抓捕的工人、现场的学生到底有哪些对与错。我们最应该反思的是，在这场运动中，泛左翼的关注者们为什么没有迅速地团结起来为运动提供支持，反而在围观、在围观中滋生了分歧、在分歧中出现了太多无益于运动的争论与批评？
左翼内部的争论中，所谓的宗派之分、路线之争占据了很大空间。但是，我们其实不必进入这些争论的细节。这些争论白白消耗了运动中的很多精力，反而影响了左翼的团结。如果说策略之争还有其现实意义，所谓的路线之争完全不属于现在的问题。恰恰相反，以路线之争来指导策略之争，反而先杜绝了左翼内部分析与对话的可能性。
宗派主义、路线之争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争论。我们要用运动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运动。从运动的视角来看，即使有理念之争，左翼当前的运动议程应该是一致的，从总体上支持工人组建工会，到每个事件中声援工人与学生、营救被捕工人与民运人士，分析与对话是为了服务共同的运动。
所以，在佳士运动接连遭遇挫折之际，反思的重点更应该放在泛左翼的力量该如何支持当下和未来的运动。为什么除了学生以外，现场和媒体上站出来的左翼人士还不够多？媒体和网络上的声援和宣传工作，是否充分发挥了我们传播的能力？除此之外，表达支持的方式还可以有哪些探索与尝试？在国内局势过于紧张的当下，海外的左翼学生和热心人士能够为营救工作做哪些贡献？
运动中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还有时间从长计议。在为工人争取权益的运动中，减少对工人和学生的伤害，是所有泛左翼和热心人士的共同期望。但是只反思这一次运动里声援学生哪些地方做错了是不解决问题的。一个完美的运动策略也不能带来大团圆的结局。工人运动是阶级力量的发展与对立决定的，运动中的冲突也是如此。想象一个靠策略来避免国家和资本的破坏与打压的运动是不现实的、过于天真的。
只有认清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认清了工人阶级和资本以及常常与资本联合的国家之间的根本对立，才能真正反思佳士抗争的过程与得失。因为当下的运动，必须放在前面两部分的背景下来理解。
二、佳士工人的斗争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有一种主要的批评，认为佳士工人的斗争与声援团的行动从头到尾都是过激的、脱离实际的、脱离工人群众的；进而认为佳士事件被谋求光环的“政客”所主导，制造政治明星，用博眼球的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取代了切实的工人运动；由此过早暴露了学生社团的体系网络，招致了当局严酷的打压，参与的工人与学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实质上是被利用和坑害了。从这种批评的视角出发，那么整个佳士事件的行动都是不应该参与和支持的，当局11月份的打压更使得一些人加强了这种认识。
这样的认识首先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佳士工人的斗争以及后续的声援，是带有着必然性与必要性的。从经济形势发展、工人阶级发展的客观趋势来看，工人们提出超越经济诉求的制度性诉求——即组建工会——是必然的。
首先，随着标准更高的新一代农民工成为了劳动力市场的主体，以及老一代农民工对稳定保障待遇的需要不断提高，工人们对于提高待遇和权利的渴望是愈发强烈的。而工人们越来越发现，要保住争取来的暂时性经济成果，就需要进一步突破资本的束缚，取得生产管理制度上的成果。尽管要求组建工会的直接动因往往是经济动力，但在佳士事件中工人们更为强调的是反对“佳士十八禁”这种不合理的工厂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可以随时给敢于争取经济利益的工人“穿小鞋”。就像沃尔玛的“综合工时制”可以被用来随意调班，整治不听话的员工一样。而要反对这种管理制度，相对长期有效的途径就是组建工会来表达诉求。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早已进入了转折期，是否能延续稳定增长取决于能否找到新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点，而这实际上又取决于，中国能否在高端产业领域的争夺中占据足够的位置。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就是这种争夺的一次体现，这种争夺可能难以一次决出胜负，但不论如何长期来看始终会分出强弱。强势一方的社会矛盾将有一部分被转移到弱势的国家，但其本国的经济斗争、组建工会的斗争也可以由此具有更大的空间——争取工会并不等同于改良主义，这反而有助于在危机时避免群众听信繁荣时有用的改良主义。至于竞争失败的国家，阶级矛盾将会被激化，政治性的工人斗争将更容易被动员起来，组建工会无疑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步。
最后，随着外围国家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被纳入雇佣劳动者之中，原本的廉价劳动力会逐渐提升其价格，原先因为劳动力需求不足而彼此激烈竞争的工人转而要求工会的可能性也会逐步提升。总而言之，像佳士工人这样要求组建工会的行动，是各种可能趋势所组成的大势之所趋，即使不是在今年提出来，也是迟早、早晚要提出来的。
最大的争议就在于，佳士建会工人的这次行动是不是太早了，太操之过急了？其实，我们不如换一个问法：我们工人什么时候才能尝试去迈过这道——我们刚才证明必然要迈过的——坎儿呢？有人说要等待时机合适，要等待工人的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那所谓一定程度指的到底是多少，不是要通过尝试才能得出的么？难道靠坐在电脑面前感受，就能感受得出来的吗？难道其他人、其他工厂的经验，就一定适用吗？只有靠实实在在的尝试，才能明白机会如何。而在尝试中，事情的进展速度未必是能够主观控制的。建会工人们争取了近九十条签名，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虽然可能没有预想的多，但这是尝试的结果。
不幸的是，资方迅速采取行动，与国家机器合作，暴力赶走了建会工人。他们没能动员起足够的厂内力量来支持自己，但是这是一次尝试难免要承担的风险，他们作为有主体性的工人自己选择了去承担，那就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了。并且，从这一刻起，我们所面对的形势就从厂内斗争转向了厂外斗争，讨论是否脱离厂内的工人群众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个时候必然要引入社会力量的支持，而其中最积极的就是学生。我们之后会讨论，学生的参与也是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的。
接下来的争议是，工人们是否应该挑战当地警方的力量？以往的工人行动中有对警察力量的挑战，但很多都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取性地要求惩罚偏袒资方殴打工人的警察，这种政治性强烈的行动过于冒进了吧？的确，这个时候行动的风险愈发增加，而积极工人自身和外围支持者的风险估计不足确实值得反思。但是，我们同样要意识到，工人斗争从纯粹的经济斗争逐步上升为带有政治性的斗争，也是运动必然会经过的一条道路。工人要组建工会，就要努力跨过——国家机器（包括上级工会）的妨碍——这道坎。工人的街头行动不是不可能突破妨碍，不是不可能使国家机器妥协的。但应该进行什么样的行动，只能通过尝试来了解。不尝试是不可能体会到如何突破，因而也就不可能突破的。我们说要评估风险，但评估风险本身也要在不断地试探中得出答案。
当然，当时的评估存在过于乐观的问题，但如果他们已经预料到可能最坏的情况，并且仍然愿意投身其中，那这也是工人们的选择，是他们在富有战斗性的左翼理念下作出的判断，而不是任何人强加的结果。总而言之，要尝试就要冒风险，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尝试，这是斗争者自己的选择，也是必然有人要做出的选择；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更好的分析、讨论、评估风险，以及做好传达和应对的工作。后者是这次运动中斗争者需要反思的问题，但是前一个问题更需要在外界旁观的左派进行反思——当有人敢于做出必要的尝试时，是否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是否应该想办法让这种尝试达到更好的效果？如果这方面没有做到，那尝试的失败同样也有旁观者的责任。
工人运动中既需要有人去冲击隐蔽的界限，去尝试可能的手段，同时也需要有人规避高收益、高风险的行动，从事慢工出细活的力量积累。两者之间本就应该相互支持，乃至于充分协作，至少不能给彼此造成妨碍。事实上，对工人支持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除了简单的出人出力，联系社会力量，也可以在周围甚至默默地在内部进行宣传，这取决于支持者自己的评估。提出切实的意见和建议也是支持方式的一种。虽然有些斗争者存在着不接受异见的问题，值得去反思，但这种民主讨论的氛围是需要共同去营造的。并且，很多时候通过参与一些基本的支持行动，建立彼此较好的信任关系，也更有利于意见的交流。
三、左翼学生的历史性参与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7月27日积极工人被抓走之后，学生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学生是否是在某种“非法组织”的利用下，取代了工人，制造了“政治明星”？是否因为过早暴露了社团力量，而沦为了被坑害的角色？
对于“学生取代工人”的问题，我们刚在已经提到过。当积极工人被打击出厂后，短期内再大规模动员厂内工人就缺乏可能了，而想要实现反对工厂、警方打压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动员条件——就不可能不引入社会各界包括学生的参与。“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结合”是《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趋势，如果说工人接受了主流的规训不去斗争是自然的，那么工人接受了左翼的观点，发起了斗争，又去结合左翼学生的力量，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学生组成声援团的勇敢斗争是佳士运动里最振奋人心的部分。左翼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与工人的联合、斗争的勇气在运动中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在8·24声援团被袭击、抓捕不断发生之后，批评的声音反而逐渐压过了鼓励的声音。对学生的检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和积极分子取代了工人的主体性，变成了运动的主角，不仅逐渐脱离了工人运动，甚至还制造出了一些学生运动明星，反而模糊了运动焦点。二是学生们太稚嫩、斗争经验太少，结果暴露了学生社团和工人服务机构的网络，最终导致在8月以来直至11月9日的警察抓捕中，左翼运动力量损失惨重。
进步学生和支持他们的积极分子作为在运动现场的唯一的进步力量，反而因为他们的行动力遭到了批评。这样的批评显然是不公平的。正如前面所说，只有空想家才想象完美的运动，行动者只能在有限的时间与动员中做出选择。前事不忘是为了能够给未来的运动提供宝贵的经验，而不是为了攻击过去的行动者。
无论是左翼内部的阴谋论者，还是官方企图抹黑运动的新闻宣传中，都有一种把学生说成是被利用、被操纵的倾向。阴谋论者认为学生被操纵成了靶子，过早暴露左翼学生的网络成为官方打击的靶子；官方宣传认为学生被操纵成了工具，是境外势力破坏中国社会和谐、甚至颠覆政权的工具。
这样的批评采取的还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进步学生看似严肃，其实非常轻蔑的。因为这两种声音都不相信是学生们可以主动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主动靠近马克思主义、主动为了佳士工人的合法权益采取了行动。否定学生的自主选择，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从根本上否定佳士运动中学生声援团的进步性的想法。在不断的抓捕和舆论攻击反复打击运动之后，这些声音改名换面以后，以检讨运动的名义卷土重来。因为损失太大，所以学生和积极分子不应该暴露得太快；因为要保存自己，所以应该避免正面冲突。从检视运动的得失滑落到取消运动的呼声，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一旦停止对资本和维护资本利益的国家暴力的幻想，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根本不存在完美的运动，因为损失来自于资本和国家暴力的打压，而不是来自于运动者。在一次运动中，我们可以检讨佳士运动冲击警察局太冒进。然而，在对运动的反思中，应该放弃对所谓开明上层的幻想。冲撞警察、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冲突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的任务是在运动中学会规避、减少以及承受这样的打压与损失。
所以我们不仅应该看到进步学生们主动选择了投身到运动中，更应该看到学生们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未来的学生骨干从这里开始成长。在这一次佳士声援团的运动过程中，工人中的组织积累不足、运动的宏观计划不足、内部交流不够民主、宣传手段不够新潮等问题都暴露出来。这些问题是在运动中发现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也只有在运动中才能锻炼。学生是左翼力量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佳士运动锻炼了骨干学生的战斗力，也为学生和工人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榜样。短暂的低潮不能阻挡进步学生天然的正义感和向马克思主义靠近的脚步。
四、左翼运动的成果
在11·9抓捕事件和集体检讨运动的悲伤时刻，我们不能忘记运动同样是有成绩的。
中国的各种社会事件中，话语权一直是掌握在国家与右派手上的。他们的思想武器是不是国家主义，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在佳士运动中，左翼的行动被更多的人看到了，左翼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了。当市场化带来的阶级冲突与社会不公被更多人看到、被更多人讨论时，市场经济的迷信将会开始被挑战。当更多的青年学生看到了工人的处境、工人为争取工会的努力时，他们对工人维权的理解与同情增加了。左派的主张因而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必然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与共鸣。
然而左派并不会自动掌握话语权，正如同工人也不会自动支持所有的运动。佳士运动表明了工人争取组建工会的必然性。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工人的基础不好，即使有积极工人要求组建工会，还不能树立威信、得到多数工人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很多基层的服务工友、建立信任、组织工友的工作还需要大量投入。佳士运动中真正站出来支持的人数有限，说明还需要培养大量的支持左翼运动的人才。进步学生在佳士运动中的表现给中国左翼力量指明了一个方向。中国有数千万的大学生，中国的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过程，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命运紧密相连。在学校中一定可以培养更多的左翼人才。
左翼也应该把握在各种社会事件中发声的机会，和右派抢夺定义中国现实问题的话语权。过去的20年，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价值的自由派垄断了中国绝大部分的发声渠道，建立了市场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地位。因此左翼更应该加强团结，抛弃一些不合时宜的路线争论，重新将公共讨论聚焦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之上。
此刻我们反思佳士运动，不是为了检讨而检讨，更不应该陷入对过往错误的自怨自艾之中。此时再去幻想可以取消运动中的错误，其实无异于放弃当下的努力。在很多学生已经暴露、11·9抓捕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反思的方向应该是如何最小化其他的进步学生的风险、如果在最小化风险的基础上开展营救而不是取消运动。
在反思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我们的乐观主义来自于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我们的乐观主义来自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与抗争意识的觉醒，我们的乐观主义来自于进步学生在运动中得到的磨练与成长，我们的乐观主义来自于每一次反思之后经验与策略的积累。任何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相信，工人与工人的结合、工人与进步知识分子的结合，将会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对于被捕的工人和学生们，我们内心万分地悲痛，但是我们从悲恸中走出来，接过了火炬，运动将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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